由于有東京谷物交易所紅小豆期貨交易的成功范例，也基于天津及其附近地區產的朱砂紅小豆在紅小豆出口中居于龍頭地位的事實(1993年經天津港輸往日本的紅小豆達5萬多噸)，天津聯合交易所于1994年9月率先推出紅小豆期貨合約進行交易，交易標的物為可在東京谷物交易所替代交割的天津紅小豆，寶清紅和唐山紅優質紅小豆可貼水交割，1994年11月又規定普通紅小豆亦可貼水交割。

天津紅上市不久價格就逐級下滑，從5600元/噸下滑至503合約的3680元/噸。507合約上市后由于現貨市場持續低迷，期價一路下跌。當其價格跌至3800元/噸左右時，多頭主力一方面在現貨市場上大量收購現貨，另一方面在低位吸足籌碼，逐步拉抬期價。隨著市場游資的加入，從5月中旬開始，507合約成交量、持倉量開始放大。6月初多頭主力開始發力，連拉兩個漲停板，漲至5151元/噸。為了抑制過度投機，交易所在6、7、8日連續發文要求提高交易保證金。9日市場多頭主力拉高期價至5000元和4980元，至9點30分，場內終端全部停機。第二天，交易所宣布9日交易無效，507合約停市兩天。隨后，交易所采取措施要求會員強制平倉。這就是“天津紅507事件”。

第一時期：

1995年6月-1996年1月蘇州紅期貨后來居上。

蘇州商品交易所于1995年6月1日正式推出紅小豆期貨合約的交易，其交易標的物為二等紅小豆。由于紅小豆現貨市場低迷，蘇州紅1995系列合約一上市就面臨巨大實盤壓力，倉庫庫存一直持續增加，致使期價連創新低，9511曾創下1640元/噸的低價。期價的偏低和1995年紅小豆減產等利多消息促使很多資金入市抄底，隨著1996年諸合約的陸續上市，多頭主力利用交易所交割條款的缺陷和持倉頭寸的限制，利用利多消息的支持，蓄意在1996年系列合約上逼空。9602合約期價于10月中旬以3380元/噸啟動后至11月9日價格漲至4155元/噸的高位，隨后回落整理，進入12月再入暴漲階段。12月15日，蘇交所通知嚴禁陳豆、新豆摻雜交割，19日公布庫存只有5450元/噸。多頭借機瘋狂炒作，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價格從3690元/噸漲至5325元/噸。空頭主力損失慘重，同時拉爆了很多套期者。

1996年1月8日，中國證監會認為蘇州紅小豆合約和交易規則不完善，要求各持倉合約頭寸減倉和不得開出9608以后的遠期合約，1月9日、10日，蘇州紅開盤不入即告跌停，又使在高位建倉的多頭頭寸面臨爆倉和巨大虧損的風險。之后，蘇交所推出一系列強制平倉的措施，期價大幅回調。3月8日證監會發布通知停止蘇交所紅小豆期貨合約交易。

第二時期：

1996年2月-1997年10月，交易所修改交割條款，9609事件爆發，交易所加強風險監控。

蘇州紅小豆事件發生后，原來囤積在蘇交所交割倉庫的紅小豆源源不斷地涌入天津市場。天聯所為防范風險，規定最大交割量為6萬噸。多頭遂集中資金優勢，統一調配，通過分倉以對敲、移倉、超量持倉等手段操縱市場，使得1996年各合約呈連續的多逼空態勢，最終釀成了9609事件，再次對交易所的風險監管敲響了警鐘。當年年底，受日本紅小豆進口配額有可能增加的朦朧利好的刺激，期價進一步沖高，到1997年初9705合約高達6800元/噸。1997年春節前到10月底，期價呈輾轉下跌尋求支持的態勢，未能扭轉頹勢。

這一階段行情的下跌有如下基本面的原因：①是前期逼倉后果的理性回歸；②日本紅小豆進口配額大大低于市場預期；③中國商會針對全國出口廠商競相殺價的局面決定停發出口許可證，數千噸對韓出口紅小豆的指標作廢，大量現貨商在期貨市場競相拋空，實盤壓力沉重，市場呈現供大于求的局面。

在市場交割和監管方面，天交所推出經證監會批準的新的《章程》和《交易規則》。3月初，中國證監會公布對天津紅9609事件的處理決定，給投機者以沉重打擊。但在這一階段中出現了山西、陜西產的較廉價紅小豆沒有與天津、河北產的紅小豆分開，不經貼水而參與交割，現貨商不愿接貨出口的現象，表明交易所在貫徹三公原則方面有待改進。

第三時期：

1997年11月至1998年5月，逐步規范期。

為謀求與東京谷物交易所接軌，1997年10月天交所大幅提高天津紅及其替代品交割標準，11月14日舉行對1997年產的紅小豆地名封樣，隨后又推出“農產品工業化”思路，1998年初又推出注冊品牌登記制度。這些措施的推出，表明天交所在積極探索如何進一步規范國內紅小豆期貨市場、謀求與國際紅小豆期貨市場接軌，天津紅內在價值的提高使期價具備了一定的抗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