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一：數量成倍增長建國初期，可以用于飼料轉化的糧食有限，生豬存欄6500萬頭左右，出欄5000萬頭左右，產豬肉400萬噸左右。2008年底發展到存欄4.5億頭，出欄6.5億頭，產豬肉4600多萬噸，分別是建國初期的6倍、10.8倍和11.5倍。

  變化二：質量明顯改善在建國初豬肉供應短缺時期生豬生產的重點是數量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追求的是“營養、衛生、方便、安全”。國家頒布了相關法律，有關部門出臺了加強防疫、檢疫、消毒、無害化處理、投入品監管、產地產品認定認證、產地追溯、市場準入等一些列制度和措施，對病害肉、垃圾豬、注水肉、有害殘留等進行了全程監管，保證了城鄉居民消費豬肉的放心、安全。   變化三：品種不斷改良我國地域遼闊，南北氣候差異，多少年來培育出適應不同地域生長被國家承認并載入《中國豬品種志》的地方品種有48個，約占世界豬品種數的1/3。這些豬種被分為6大類：華北型、華中型、華南型、西南型、江海型和高原型。這些品種具有明顯的適應性、抗病力強，耐粗飼、管理粗放，產子率高，肉質風味好等特點。但與現代生活需求相比又有明顯的生長速度慢，瘦肉率低，體型審美差等不足。建國60年來全國各地的畜牧工作者，按照不同時期的消費需求，通過引進、雜交、選育、示范、推廣等措施，先后培育出不少即能適應不同地域生長又適應國內外不同消費需求的優良品種豬，對促進生豬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   變化四：飼料營養全面建國初期由于糧食主要是解決人的溫飽問題，生豬則以青粗或農副產品下腳料為主，造成生長速度慢，出欄率低。隨著糧食的增產和飼料科技的進步，70年代的葉洪海利用中曲和鹽水對傳統的粗飼料進行發酵，以及農作物秸稈的青貯發酵，顯著提高了消化率和營養價值；80年代的廣州軍區后勤的蔣永章、張道槐利用微量元素、維生素、鎮靜劑為主制成的“翠竹”牌添加劑，配合改進的精粗飼料，初步實現了營養互補，提高了生長速度；90年代前后泰國正大集團入駐我國，在此影響和推動下先后出現了希望、大北農、康達爾、正虹、六和、通威、海大等飼料生產企業和集團，逐步使生豬飼料由傳統的有啥喂啥的季節性生產改進為由簡單配合到按營養標準生產相配套的全價、濃縮、預混合等飼料，有人開玩笑說，“現在對人的營養研究也沒有對豬研究的透徹”，使生豬生產發生革命性變化。　變化五：技術不斷進步建國初期我國90%左右的生豬來自農村千家萬戶的分散飼養，技術相對落后，表現在品種退化，繁殖水平低，子豬成活少，飼料單一，飼喂不科學，疫病嚴重，飼養效果差等。60年的科技不斷進步和發展，品種雜交改良、全程階段性飼養、全價配合飼料加工調制、生產過程管理、疫病綜合防治、快速檢測診斷等技術的普及和推廣為生豬快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　變化六：設備不斷完善傳統養豬在農村條件差，管理落后，我們形象地描述為“一根繩，滿地跑，土墻圈，糞水澡，冬天雪，夏天澆，喂頭豬，一年高。”經過60年的發展，養豬從圈舍到設備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豬舍由茅草棚變成現在的磚瓦房，豬舍內“鐵飯碗、鋼絲床、小包間、保溫墻、自來水、全價糧”，全國涌現出一批批現代化的豬場，實行自動化控制，有的實現了生物鏈循環，對生豬糞尿進行發酵生產沼氣和發電，有的運用發酵床養豬技術，一改過去那種臭氣滿天，蚊蠅亂飛的環境，遠看是豬場，走進是花園。　變化七：生產方式不斷改進養豬業是一個受市場和疫病影響較高的風險行業。我國養豬業由于個體規模小，人員素質不高，小農意識嚴重，生產水平不高，飼養方式落后，與市場關聯度和組織化程度低，生產者抵御風險的能力弱。在養豬效益較高時容易一哄而上，使養殖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而在效益下滑時，養殖戶又會一哄而散。養豬業生產方式直接關系到抵御風險的能力，發展現代養豬業的關鍵是轉變養豬業的傳統觀念，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小規模分散飼養要向規模化集中飼養轉變。全國各地根據實際提出了“退出村莊、退出散養、退出庭院，進入小區、進入規模、進入市場”新理念，并不斷探索出不同的生產方式，由單一的養殖提供原料向加工和銷售環節縱深發展，建立了“小區（規模場）+公司（協會）+企業”不同形式的聯合體，達到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變化八：養豬觀念變化傳統養豬從業者主要是農民，生產目的主要是“為過年”的自足自食。而今進入養豬行業的主體不斷增加，經商、開礦、行政事業單位職工、科技人員、外出務工回鄉人員、國營集體企業、外資企業等給生豬生產注入了大量的生產資金、物資、技術，在滿足市場供應的同時獲得應有的回報。　變化九：國家扶持力度加大豬肉是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國家采取不同形式不斷加大對生豬生產的投入。比如對種豬生產、飼料加工、生產資料生產供應、疫病防控、技術推廣、經濟合作組織、產業化龍頭企業、母豬生產與保險、規模化豬場技術改造、廢物的無害化處理等不斷加大扶持力度，不斷改善生產條件和環境，促進生豬健康、穩定、持續發展。